让我心痛的一篇报道（二）

汤在退休之前是当地一家集体企业建筑工队的一名杂工，她的退休工资直到去年仍是300多元，比当地低保金多80块，她是全家唯一有稳定收入的成员。 她的大女儿付全兰一家三口也住在工人村14.2平方米的屋子里。52岁的付全兰，目前正在贵州遵义打工，当她月底坐5个多小时的火车回家时，25岁的女儿必须在地上打地铺睡觉。 她的丈夫，57岁的江兴杆之前是石桥铺塑料七厂的工人，1988年厂子倒闭后，一直流落在重庆的餐馆和建筑工地打杂，这些工作都不会长久。在沙坪坝区小龙坎地段的劳动力市场门口，每天都有数百名像他们这样的下岗工人，站在寒风凛冽的街头，捧着写有家政、清洁、修理……字样的纸牌，等着雇主前来认领，但现实是，“年龄大、缺乏专业技能、家庭压力剧增，几乎没有人想雇佣他们。” 去年9月份，江兴杆在807路公交汽车停车场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。每天早上6点必须赶到停车场，在6点30分头班车发出之前，他要冲洗好汽车，然后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内，他将剩下的公交车全部清洗完毕。在下午1点30分，他又要赶到车场，清理车上的呕吐物，直到5点多钟下班。他每个月可赚取900元的固定工资。 他每天作完事，就是快速回家。由于妻子不在身边，这时候，岳母汤远秀已经帮他买好了今天的菜，江兴杆进入厨房开始煮饭。透过窗子就能看到对面的高耸的新房，但他从来没问过房价，“经过那里也是脚步加快，我们是买不起的，”江兴杆弱弱的说。 这一代年过半百的下岗工人，对前途已经丧失信心。物价上涨、工作摇摆不定，生活压力剧增，一波三折的日子望不到尽头，他们看不到任何保障。如今的江兴杆只埋头生活，关心自己，他每天坚持走路上班，只为了锻炼身体，他说，“我们甚至看不起病。” 尽管重庆市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险方面做过不少的努力，但是收效甚微，全民医保，跨区域的医保，并没有惠及广大农民工和低收入市民。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文天平说，目前重庆城镇的职工医疗保险，参保人数已经达到271万，这是9月份的数字。但是目前在这两个之外，还有不少的空白人群。 “在这个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急剧转型中，大量脱离体制的产业工人承受了改革的成本，”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在接受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“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，以增强他们抵御价格周期波动的能力。” 迁徙的棒棒 如果要找到一个重庆市经济发轫的节点，1997年最适合不过。刚刚宣布成立直辖市，难抑激动的人们用缤纷的大礼花来庆贺这一喜讯。这一年，刚从四川大竹县农村进城的34岁农民黄新田，第一次看到烟花。他爬上沙坪坝的平顶山山顶，望着夜空中绽放的绚丽火花，他憧憬着在这座城市将要翻开的新生活。 跟成千上万从汇入重庆的农民一样，黄新田选择了棒棒这个只需要气力的职业。如今，棒棒军在主城区常住人口达到600万的重庆，有将近10万人，也就是说60个人里面，就有一个是棒棒，已成为发展中的重庆不可忽视的一群人。 黄新田第一笔收入是1块钱，然后是2块、5块。每天清早，他捏着扁担从租住的简易棚屋里走出来，在码头、商场和主干道上转悠，等待工作机会，一直要到凌晨才能回去。 进城时他的大女儿4岁，小儿子刚刚出生，他的妻子承担了所有家务事和照看孩子的任务。日子艰辛，但新鲜生活仍使他们乐此不疲，在农村种地的黄新田身强体壮，那时候能担400多斤。 1998年，家乐福在重庆市渝中区小什字棉花街第一家分店开业时，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外表光鲜的商场，跟小卖部有什么区别。零售业已经全面开放，在这个被注入活力的城市，充满了机会。尤其是之后的5年，国家投入大量资金，每项交通工程的立项到施工速度大大加快，在这样一片崇山峻岭中迅速建成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公路，比渝中半岛上林立的高楼对重庆重要得多。 2000年，黄新田用三年来所有的积蓄1万8千元买了在平顶山背面的一栋倚山而建的小木房。房子终年黑暗、下雨漏水，但他仍然庆幸，在这个城市里，终于有了立足之地。之后，他更加拼命干活——成为城市人，是每个棒棒的终极目标。 但肩上100多斤的货物每天都在消耗着他的体能。在2004年，他的腰部的旧伤再次扭伤，他已经丧失了作棒棒的资本。 忙于架桥修路、招商引资的政府没有将目光投入到这群人身上。直到今年6月7日，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重庆设立首个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 (另一个是成都)，这意味着，打破城乡藩篱的重庆，今后将要在农村务工者身上，倾注更多关怀。 数据统计，重庆有400多万农民工。11月4日，黄新田在电视上看到“重庆市首个农民工日”的报道，他难抑兴奋，给妻子打了电话。 但在2004年，丧失劳动力的黄新田突然觉得陷入绝境，女儿已经上小学，每年要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。他托关系交了3800多元，才将妻子的户口转到这里，每次街道的干部见面都说，“你们这群农村人，在城市买了房就以为是城里人了？” 黄新田走投无路，决定离开这座城市。他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，只身一人前往新疆帮别人照看厂子。“我这一辈子算是就这样了，但我的儿女不能这样，我要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城里人，”黄新田在背井离乡前，跟那群棒棒朋友们说。 在新疆，他留下生活费后，每个月将剩余的1000多元工资如数寄回重庆，这里有三个嗷嗷待哺的亲人。对于城市生活，他们早已冷却了乐观，夫妻俩如劳燕双飞，一年见面一次。他的妻子卢大川说，在这里，每一分钱，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 尽管如此，黄新田坚信，他对儿女的投资还是值得的。尤其是11岁的儿子黄亮，现在正在上六年级。他聪明、活泼，体格健壮，成绩一直很好。 黄新田说，他看到了希望。 挤压……挤压……伤亡 节省，再节省，这是每个重庆底层人士的持家要诀。 家乐福沙坪坝店是家乐福在重庆的第四家分店，这次十周年店庆促销活动，计划从9日持续至11日，低价菜籽油是活动的卖点之一。 在75岁的汤远秀到达家乐福门口时，65岁的蔡仪明凌晨4点出发，已经等候在那里。他是无线电厂有30年工龄的老工人。在中印战场上，他所在的班的战友全部战死，只有他一个人捡了条命活过来。 现在的日子看起来更加难以言说，他每个月800元退休工资，两个儿子下岗，没有工作。为了给已结婚的儿子们提供更宽敞的住所，老人以10万元的价格，卖掉了厂里的集资房，申购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。上个月，老伴动手术，一下花去9000多元。 这个性情沉默的老兵，听到菜籽油特价消息时，和众多中低收入者一样走在抢购队伍的最前面。 从经历者的描叙中，可以看到，11月10日早上8点一直排到马路上的抢购队伍，毫无队形可言，随着人数的增多，队伍开始膨胀，向前挤压。汤远秀从前面的位置被挤到了中间，而卢大川和妹妹卢大蓉则因为晚到，排在最后，她祈祷今天能够有好运气，不至于让前面的人将所有的特价油都抢光。 这时候，11岁的黄亮成了妈妈的探子，他站在了队伍的前面。8点30分，店门刚刚打开一个小口，就有数人被挤倒在地，黄亮也被卷入进去。家乐福对这样的场面显然准备不足，每个入口只有两名保安和一名警察在维持秩序。 汤远秀被后面的人推倒在地，和三张桌子一起滚下阶梯。她一直清醒着，看到无数双腿在眼前踩过。在这个由脚力、鞋跟构成的洪流势不可挡，蔡仪明和穿高跟鞋的邻居孙茁被踩压致死，另一名40多岁的妇女杨素绣也因抢救无效，当晚在医院死去。 卢大川还不明白前面发生了什么，冲进商场的人，抢到了特加油，留下一地哀嚎遍野的伤员。当她找到儿子时，黄亮已经脸色发黑，没有了气息。 他被列入当晚的死亡者名单，但经过抢救，却又奇迹般的醒了过来。从死门关拉回来的黄亮，从此性情大变，有时候，他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姐姐。医生说，黄亮颅内损伤明显，还需观察一段时间。 13日晚上，黄亮的脸开始扭曲变形，脸上的肌肉向外挤压，整个鼻子都朝天突起。卢大川吓得不知所措，赶紧给丈夫黄新田打电话，让他从新疆回来。 而当天，三名死者中，孙茁和杨素绣家属与政府达成赔偿协议，只有蔡仪明的两个儿子仍在抗争。蔡仪明的大儿子蔡翔说，协调会上，街道办的领导和他们相对而坐，家乐福代表却坐在第二批，完全由政府出面。死者家属说，本来是与商家之间的协商，变成了与政府和谈。 当代表家乐福的三个律师走进会场时，蔡翔对领头的一个50多岁的穿披风的律师说，“你们是大公司，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请你们离开。” 在11月15日下午重庆首场自主新闻发布会上，新闻发言人文天平说，对于日前家乐福发生的11•10踩踏安全事故，政府深表痛心和遗憾。 面对媒体，新闻发言人更乐意聊“重庆1小时经济圈”。“用15年时间，造一个重庆1小时经济圈。”这是市委书记汪洋上任时带给重庆最新的憧憬。具体的内容就是在围绕着重庆主城区的3万平方公里范围内，再建3条快捷交通线，使这片区域内的1600万人都能在1小时之内到达主城区，享受到城市建设带来的社会公共服务。 11月18日，连夜坐飞机从新疆赶回来的黄新田，从医院看过儿子后回家，他对儿子的未来以及自己的希望，有些忐忑。经过李子坝时，一辆新型列车从桥梁上滑过，那是重庆的轻轨。当它悄无声息的滑过城市上空时，一座座横跨长江的大桥、对面江北耸立的高楼、以及路上的行人，显得那样渺小，被远远的抛在后面，“真可怕，”黄新田吸了口气说。